全球疫情蔓延时，工程师张勇旺被迫滞留迪拜，期间，他经历了生死劫难，还亲历了一场考验人性的灭门案。一起来看看吧！

1

我叫张勇旺，80后，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来自河北一个很普通的庄户人家，工程技术人员，除了朴实肯干再没什么谈资。研究生毕业那年，同学李可欣裸嫁给了我。

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2019年，我远赴阿联酋打工。

在机场吻别了瘦弱的妻子和孩子，我登上了飞往阿联酋的飞机，也踏上了和死神几次擦肩的险途。

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机身晃动的格外厉害。我晕机了，手卷着垃圾袋口，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呕了出来，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胃口隐隐作痛，感觉身体有恙，但却不敢错过任何一个工作机会，于是带病上路了。

在经历了整整10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终于到达了迪拜，9月份的地面平均温度在45度以上，一下飞机，我就被一团热浪所包围，但很快这种热，就被另一种热情所覆盖。

来接机的是一个30岁左右，黝黑健壮的巴基斯坦人，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微微晃动着头自我介绍说，他叫拉纳-默罕默德-拉蒂夫。

他单手提着我的行李，用另一只手掏出手机，非常诚恳地给我看，说是中国制造的华为手机。

从迪拜机场到我们工程所在的阿布扎比，有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一路上我身体不适，无暇顾及其他。

可能是我恍惚的神色让拉纳误会了，他的热忱带上了讨好的味道，变得絮絮叨叨，迪拜的风俗人情在他的口中变成了一个一个的传说。

车子驶入阿布扎比时，城市节奏慢了不少，迪拜独有的香料混合味道也渐渐消散在空气中。

车子经过一排别墅区，爬上一段斜坡，就在我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棕榈树时，拉纳突然指着沿途的一个白色的别墅说，他以前的雇主也有这么一套大房子，说完脸色却阴沉下去，陷入沉思。

寂静来得毫无征兆，我愣了愣，开始为化解尴尬寻找话题。

我问他，从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低下头回答说：“维修工人。”然后，颓然瘫软到座位不再吭声。我从他闪躲的眼神里，猜测那应该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就没有再打扰他，所幸很快我们的工地就到了。

旅途的疲惫和接下来的忙碌，让我很快将这件小事遗忘了。却从没想过，一场罪恶正在悄悄酝酿。

我在阿布扎比的工地从事焊接施工的检查工作，每天穿梭在每一个连接板和工程仓内，反复检查每一个焊点是否合格，手下大部分的工人都是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拉纳不在我的管辖范围。

拉纳似乎特别喜欢和我亲近，有空就给我送点可乐和零食。发工资的时候，我也常常请他吃个便饭，令我惊讶的是，他和别的巴基斯坦人不同，他是饮酒的，甚至到了贪杯的地步，酒后会向真主发誓，一定要宰了欺负他的人。

我们这些人远离家乡、亲人，没有任何娱乐，难免孤独又自闭，无处发泄时骂上几句，成了我们的一种消遣，带着戏谑的味道，无人在意。

我能感觉到，他似乎真的把我当成了兄弟，所以我对于他的言行，也多了几分宽容。

2

在我到工地的第3个月，天气渐渐变得凉爽，午休时，会有成群结队的印度工人挤在集装箱外抽烟。

“拉纳把印度监工给打了！”印度工人卷起肮脏的袖子，围着堆在地上的红红绿绿的塑料杯子，搓着脚底板的泥，瞄着不远处的一小撮巴基斯坦劳工，“他平常很老实，但下手就是狠的，咱们的监工要躺上一段时间了。”

这些话顺着风飘进了我的耳朵里，听得多了，渐渐串起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原来，虽然拉纳是个全才，几乎什么活都会干，但并不让监理满意，原因就是他干活慢，且喜欢反复确认，坚持自己的一套做法，油盐不进，跟不上工程的进度和节奏，总是会被印度监理当众批评。

批评的多了，难免会引起矛盾，拉纳就趁监理独自上厕所的当口尾随他，一个锁喉，摔晕了监理。迪拜的法律是出了名的严苛：不能当众亲吻，不能抓大街上的鸽子，何况打架斗殴呢？这属于极其恶劣的事件。

虽然，心有余悸的印度监理明确表示不追究，甚至假惺惺地为他求情，但拉纳还是被罚款后，开除了。

听说他走的时候，没说话，倔强地蹲在办公室的山墙外，等印度监理回来，把一条红白相间的手帕扔在了他脚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巴基斯坦人忌讳送人手帕，因为手帕是擦眼泪的，代表悲伤！拉纳此举威胁的意味特别明显。从此，我再也没在工地上见过拉纳。等到再见他时，我差点丧命。

2020年初，就在我们工程即将竣工的时候，疫情开始席卷全球， 1月29日，中东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发现。

之后，中东地区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工地上的人群来自五湖四海，属于易感区域，一时间人心惶惶。在确诊感染人员的单日增幅为2990例时，我们的焦躁也达到了顶峰。

工程队的很多人希望能够尽快撤离，就在我们赶着工程进度，计算着离开的时间时，3月19日，阿联酋暂停了对各国公民的免签、落地签政策（持外交护照人员除外），即便是持有有效工作签证的人，也不允许再进入迪拜。

紧接着，各类公园、娱乐场所、大型商场、集贸市场暂停营业；餐饮只允许外卖，不得堂食。

还没等我们在震惊中恢复过来，9天后，迪拜全城“宵禁”。从晚上8点至次日早上6点，政府实施“全城消毒计划”，按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居民不得外出，违者罚款。

短短的不到2个月的时间，疫情便在阿联酋蔓延开，工地上的工人，因为药物和口罩短缺陷入一片显而易见的绝望之中。

尽管有当地华人社团几次给我们发放爱心包，但那些杯水车薪的援助，没能遏制住我们的恐慌，到处都是人心惶惶。

3

就在这时候，拉纳给我发了个消息，问我是否有多余的爱心包，我立刻回复他，“有”，并且，赶在宵禁前将爱心包送到了他指定的地点。

他明显瘦了，眼窝深陷，皮肤也粗糙了很多，伸出的手指像干枯的树枝，指甲里满是污垢，“我会干掉他的！”这是拉纳和我说的第一句话，他似乎走了很远的路，就是为了专程来告诉我这件事。

我猜他离开工地一定会混得狼狈，所以，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些生活用品送给了他，他没说什么，只是把一双拖鞋放下，合起掌心，做了一个很中国的感谢动作，在眼泪掉下来之前转身离开，淡薄瘦弱的身影消失在一片纸醉金迷的奢华之中。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每次和家人视频，他们都催促我尽快回国，担忧从屏幕里流泻出来，扰得我心绪不宁。对我来说，这次阿联酋之行本来就是斩断了后路，前途未卜，突发事件更是让我的无力感急速攀升。

于是，我接受了家人的建议，办理了辞职手续打算尽快回国，没想到就在辞职当晚，迪拜和阿布扎比机场传来消息，所有客运航班暂停。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辞职就意味着我再也不能住进职工宿舍，而是食宿自理。

为了节省开支，我离开工地前往迪拜等飞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复航还是个未知数，我只好住进了当地最便宜的旅店，每天要花上300-400元钱的食宿费。

更糟糕的是，我的签证就要到期了，也不知道这种没有工作，入不敷出的日子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我急得在旅馆的房间里打转儿。

为了节省开支，我开始把一天三顿饭改成了两顿，甚至学着阿拉伯人一样跪地祈祷，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情况没有因为我的祈祷变好，新闻里不断出现恶性事件，不是确诊人数增加，就是火灾频发，要不就是出租车司机被人捅伤，号称犯罪率最低的迪拜，似乎也越来越不太平。

就这样在旅馆里滞留了整整2个月后，我的胃病又开始频繁造访。

5月中旬，我无意中在新闻里浏览到，一对印度夫妇惨遭灭门，凶手逍遥法外的消息，除了恶性事件让人错愕之外，这个印度人的名字让我觉得特别眼熟。

就在我苦思冥想地在记忆里寻找答案的时候，一股酸水从胃部涌上来，我冲进厕所，血混和着胃液从嘴里喷溅出来，让本来就肮脏的马桶，变得更不能直视。我的胃病又开始发作了，而我不敢告诉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

大概2天前，我就开始无法进食，全靠流质维持生命体征，但每喝进去一杯水，会吐出2/3，我就是靠着余下的1/3勉强维持生命。

我所在的房间没有窗子，靠一台老式的空调调节温度，空间密闭，空气流通极差，呕吐物的异味很快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摇摇晃晃地起身，打算开门透气，没有走到门边，胃里又开始翻江倒海，一个没忍住直接吐在了地毯上。而这一次我吐的都是血，这让我感到极度虚弱，肩膀和脊梁根本撑不住一颗头，整个世界都在我眼中不停的旋转，平衡感全无。

我将双手撑在膝盖上，企图借力，没想到这一举动，加速了我的跌倒，整个人硬邦邦地摔在了秽物之间，我觉得皮肉正在脱离骨骼而去，动一动身体里就会有一阵绞痛。

4

躺在自己的呕吐物上，我挣扎着拨打了998叫救护车，得到的回复却是，因肺炎住院的人实在太多，床位紧张，我这种情况只要是还能动，医院就不能接收。

放下电话，接线员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嗡鸣，仅仅因为我没有被感染，他们就能对我的生死充耳不闻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下次拨打求救电话的时候，还能不能完整地报出姓名、详细描述病情。

一切都是未知数，也许我根本等不到复航。

绝望中，我想到了华人社团的爱心包上，印有联系二维码，于是我挣扎着连滚带爬地翻出爱心包，试着加了负责人的好友。我将自己平躺在宾馆的地面上，静静等待渺茫的生存希望。

大约15分钟后，我的申请通过，并被拉进了华人社群。我不敢让人听出我的懦弱，颤抖着双手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情况，很快群里的爱心人士开始为我出谋划策，群里的医生开始为我提供医疗建议和心理辅导。

一位李女士要了我的定位，冒着50度的高温从沙迦驱车赶来。

我被送进沙特德国医院时，基本已经无法说话，被直接送进了ICU，后来大夫告诉我，当时的我呼吸困难，心跳微弱。结石已经将胃划破，出现了大量的胃出血状况，如果再晚一点施救，可能他就无力回天了。

病房的小护士告诉我，由于我失血和多日没有进食，意识全无，却还在不停地呕吐，送我入院的李女士，不停地用纸巾为我清理嘴边的粘液和血液。

做胃镜的时候，由于探头刺激了喉部，我突然一抖，抬起上半身，再次呕吐，胃液从我的嘴里喷溅出来，全都喷在扶着我的李女士身上。但这些事，李女士只字未提，甚至连一万多迪拉姆的医疗费也是她垫付的。

就这样，我在异国他乡捡回了一条命。救助我的人冒着极大的风险，不仅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在疫情中驱车几十公里，冒着高温的炙烤往返奔波。所幸我不是新冠感染者，否则她还要面对更严峻的生死考验。

为此，我感到坐立不安，倒不是不能接受别人的恩惠，主要是怕无以为报。

恢复期间，我被允许在走廊中自由行走，这让我得以看到了沙特德国医院的全貌，也为550元迪拉姆（约1000元人民币）的挂号费而咂舌，在医院大厅的电视墙上，我再次看到了印度夫妇被杀的新闻，新闻对凶杀案有了进一步描述。

命案发生在疫情期间，据警方介绍，嫌疑人在受害者睡觉时闯入别墅，他偷了一个装有2千迪拉姆的钱包，然后走进卧室找贵重物品。由于盗窃时，印度夫妇醒来，他毫不犹豫地刺伤了她们，连这个家里年仅13岁的女儿也没放过。

最后，印度夫妇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他们的女儿还在抢救之中，暂未度过危险期。新闻看得我很压抑，那个穿白色长袍的身影实在是太让人眼熟了，尤其是那双塑胶拖鞋，“拉纳！”我站在医院的大厅里，突兀地叫出了声。

我仔细比对了警方的公告，发现印度商人的名字和我认识的印度工程监理并不相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站在豪华的医院大厅里，不断警告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从新闻里，我了解到这个生命垂危的孩子，就在我所在的医院抢救，当晚，我向护士打听了女孩住的病房，扶着墙挪到她的病房外，透着玻璃看到这个年仅13岁的女孩子，头上缠绕的纱布让人看不出面目，小小的身体上插满了管子。

那种情形，希望天下的父亲都别看到。

5

这时，病房里壮实黝黑的护士“哗啦”一下拉下了百叶窗，无声地请我离开，我站病房外，胃又开始抽痛。因为，病床的铭牌上写着的女孩名字，拉纳曾经不止一次向我提到过。

印度雇主，骄纵蛮横的女孩，白色别墅，酒后的只言片语，无法消解的愤怒，和那双我亲手送出去的塑胶拖鞋……

所有的事情串在一起，往往就是真相，我几乎可以笃定，拉纳就是真凶。但他是怎么回到迪拜的，又为什么要杀掉从前的雇主呢？

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挣扎，对于拉纳我是同情多过了恐惧，也许是境遇相同的缘故，我总能在他的落魄中看到自己。

那种住在黄金城里，却数着钢镚儿过的日子太难了，努力讨好雇主的结果，却是被无尽的压榨和羞辱，人心难免失衡。

对于受害女孩我又是心痛的，这个孩子睁开眼就要面临父母双亡的事实。

我到底该怎么办？举报穷困潦倒的异国兄弟，让他惹上官司，还是秘而不宣地回国，让真凶逍遥法外。更重要的是，我能对自己的直觉负责吗？

辗转反侧了一夜，我做出了一个大胆又冒失的决定，我要见一见拉纳再决定是否报警，事关一个人的清白，该认真对待。

当晚，我就开始给拉纳发信息，删了发、发了再删，斟酌着字句，仿佛发给初恋情人一样小心翼翼，生怕冒犯对方。

一条“你好吗？”的问候，我足足发了十分钟，搞得自己满头大汗。接下来，我两眼死盯着屏幕，像个深宫怨妇等临幸一样，等着拉纳的回复。

终于，拉纳回复我说：“我不在阿布扎比，在迪拜。”

“我也在迪拜等复航！” 我快速地回复他。

片刻之后，拉纳给我发来了自己的位置。于是，我偷偷溜出医院，跟他在索那普尔（Sonapur）见面了，索那普尔在印度语中意为“黄金之城 ”，但实际上它是迪拜最大的劳工营。

在所有人的印象里，迪拜是个富庶的地方，但事实上，本地居民只占迪拜人口的1/10 ，剩下的9/10都是外来人口。这些劳工一般都会居住在像索那普尔这样的贫民窟，一般6个人挤住10平米的小房子。

如果要我形容索那普尔，那应该是——憋囧。

这里的街道狭窄得近乎只能让两人并排行走，街道上的垃圾随处可见。破旧不堪的墙壁都被小商贩利用起来，挂满了来自义乌的廉价商品。拉纳住在这里，我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坐在一间可供喝茶的杂货店里，隔着肮脏的桌子对望，距离上次在阿布扎比见面不到3个月，我们都在对方眼中读出落魄和疲惫，他一边轰着叮在杯口的苍蝇，一边敷衍说自己在一家餐厅打工，我则告诉他自己生病住院捡回了一条命。

他感叹着微微晃动脑袋，单手掌张开在空气里画了个弧度，尽可能把无奈表现得风轻云淡。

于是，我开始试探地问他还有没有和前雇主联系，他没有吭声，我说自己住的医院里转来了一个被砍伤的女孩时，他惊慌地碰洒了饮料……

6

直到这时，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幼稚莽撞，我没受过专门训练，根本就不知该如何面对一个手上已沾染过两条人命的犯罪嫌疑人。

就在我低头弯腰打算拾起他掉落的杯子时，他起身离开了，我付了钱迅速出门寻找拉纳。这一次，我肯定拉纳一定和案件有关，想都没想地跟了上去。

索那普尔的街道狭窄又拥挤，无数的小店盘踞其中，店铺前面很多7-8岁的孩子正在招揽着生意，一看见陌生面孔，孩子们就会一拥而上。等我推开这些孩子，拉纳已经消失在了街道尽头。

我紧跟几步，在索那普尔的街道上徘徊，既找不到拉纳，也迷失在如老旧棚户区一般的居民区里，那是一条墙壁漆黑的街道，幽暗而寂静，挂满了无处晾晒的衣物，根本就看不清前路。

无奈我只好打开手机定位，打算回医院再报警，没想到就在我举起手机的一瞬间，后脑勺被重重一击，瞬间感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黑直接倒下了。

我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醒过来的，惨白的灯光里，几位陌生人正垂手站在床边。我的一声呻吟，引来他们一阵子雀跃。

据说，我成了让真凶伏法的英雄，或者说正是因为我被打晕了，迪拜警方才能迅速抓获别墅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

后来的事情，是一位穿拖鞋来给我做笔录的迪拜警察说给我听的。

原来，一年前，拉纳到阿布扎比打工之前，曾经在迪拜一位印度富商的别墅当维修工，这位印度富商喜欢把大量的现金放在屋内，穷困潦倒的拉纳动了贪念。

一年后，失业的拉纳重新回到迪拜，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想起了从前的雇主有将现金放在桌上的习惯，就再次摸到了别墅，犯下了一连串的命案。

作案时，拉纳有备而来，手套、口罩、长袍齐备，给破案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他没想过我会因为停航而滞留在迪拜，更没想到我会大胆试探他的虚实。由于过分慌张，他跑开了，等清醒过来，他绕回来从后面袭击打晕了我，就在他打算把我往角落里拖的时候，遇到了巡警。

到警局做了一系列比对之后，他被确认为灭门案的犯罪嫌疑人，并且很快认罪。

2020年7月，我在爱心华侨的帮助下回国和家人团聚，生活归于平静。但异国的那段经历让我终身难忘。

也许，那座传闻的黄金之城，遍地是黄金的梦想之城，真的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

全球疫情蔓延时，工程师张勇旺被迫滞留迪拜，期间，他经历了生死劫难，还亲历了一场考验人性的灭门案。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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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勇旺，80后，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来自河北一个很普通的庄户人家，工程技术人员，除了朴实肯干再没什么谈资。研究生毕业那年，同学李可欣裸嫁给了我。

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2019年，我远赴阿联酋打工。

在机场吻别了瘦弱的妻子和孩子，我登上了飞往阿联酋的飞机，也踏上了和死神几次擦肩的险途。

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机身晃动的格外厉害。我晕机了，手卷着垃圾袋口，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呕了出来，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胃口隐隐作痛，感觉身体有恙，但却不敢错过任何一个工作机会，于是带病上路了。

在经历了整整10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终于到达了迪拜，9月份的地面平均温度在45度以上，一下飞机，我就被一团热浪所包围，但很快这种热，就被另一种热情所覆盖。

来接机的是一个30岁左右，黝黑健壮的巴基斯坦人，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微微晃动着头自我介绍说，他叫拉纳-默罕默德-拉蒂夫。

他单手提着我的行李，用另一只手掏出手机，非常诚恳地给我看，说是中国制造的华为手机。

从迪拜机场到我们工程所在的阿布扎比，有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一路上我身体不适，无暇顾及其他。

可能是我恍惚的神色让拉纳误会了，他的热忱带上了讨好的味道，变得絮絮叨叨，迪拜的风俗人情在他的口中变成了一个一个的传说。

车子驶入阿布扎比时，城市节奏慢了不少，迪拜独有的香料混合味道也渐渐消散在空气中。

车子经过一排别墅区，爬上一段斜坡，就在我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的棕榈树时，拉纳突然指着沿途的一个白色的别墅说，他以前的雇主也有这么一套大房子，说完脸色却阴沉下去，陷入沉思。

寂静来得毫无征兆，我愣了愣，开始为化解尴尬寻找话题。

我问他，从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低下头回答说：“维修工人。”然后，颓然瘫软到座位不再吭声。我从他闪躲的眼神里，猜测那应该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就没有再打扰他，所幸很快我们的工地就到了。

旅途的疲惫和接下来的忙碌，让我很快将这件小事遗忘了。却从没想过，一场罪恶正在悄悄酝酿。

我在阿布扎比的工地从事焊接施工的检查工作，每天穿梭在每一个连接板和工程仓内，反复检查每一个焊点是否合格，手下大部分的工人都是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拉纳不在我的管辖范围。

拉纳似乎特别喜欢和我亲近，有空就给我送点可乐和零食。发工资的时候，我也常常请他吃个便饭，令我惊讶的是，他和别的巴基斯坦人不同，他是饮酒的，甚至到了贪杯的地步，酒后会向真主发誓，一定要宰了欺负他的人。

我们这些人远离家乡、亲人，没有任何娱乐，难免孤独又自闭，无处发泄时骂上几句，成了我们的一种消遣，带着戏谑的味道，无人在意。

我能感觉到，他似乎真的把我当成了兄弟，所以我对于他的言行，也多了几分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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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到工地的第3个月，天气渐渐变得凉爽，午休时，会有成群结队的印度工人挤在集装箱外抽烟。

“拉纳把印度监工给打了！”印度工人卷起肮脏的袖子，围着堆在地上的红红绿绿的塑料杯子，搓着脚底板的泥，瞄着不远处的一小撮巴基斯坦劳工，“他平常很老实，但下手就是狠的，咱们的监工要躺上一段时间了。”

这些话顺着风飘进了我的耳朵里，听得多了，渐渐串起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原来，虽然拉纳是个全才，几乎什么活都会干，但并不让监理满意，原因就是他干活慢，且喜欢反复确认，坚持自己的一套做法，油盐不进，跟不上工程的进度和节奏，总是会被印度监理当众批评。

批评的多了，难免会引起矛盾，拉纳就趁监理独自上厕所的当口尾随他，一个锁喉，摔晕了监理。迪拜的法律是出了名的严苛：不能当众亲吻，不能抓大街上的鸽子，何况打架斗殴呢？这属于极其恶劣的事件。

虽然，心有余悸的印度监理明确表示不追究，甚至假惺惺地为他求情，但拉纳还是被罚款后，开除了。

听说他走的时候，没说话，倔强地蹲在办公室的山墙外，等印度监理回来，把一条红白相间的手帕扔在了他脚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巴基斯坦人忌讳送人手帕，因为手帕是擦眼泪的，代表悲伤！拉纳此举威胁的意味特别明显。从此，我再也没在工地上见过拉纳。等到再见他时，我差点丧命。

2020年初，就在我们工程即将竣工的时候，疫情开始席卷全球， 1月29日，中东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发现。

之后，中东地区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工地上的人群来自五湖四海，属于易感区域，一时间人心惶惶。在确诊感染人员的单日增幅为2990例时，我们的焦躁也达到了顶峰。

工程队的很多人希望能够尽快撤离，就在我们赶着工程进度，计算着离开的时间时，3月19日，阿联酋暂停了对各国公民的免签、落地签政策（持外交护照人员除外），即便是持有有效工作签证的人，也不允许再进入迪拜。

紧接着，各类公园、娱乐场所、大型商场、集贸市场暂停营业；餐饮只允许外卖，不得堂食。

还没等我们在震惊中恢复过来，9天后，迪拜全城“宵禁”。从晚上8点至次日早上6点，政府实施“全城消毒计划”，按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居民不得外出，违者罚款。

短短的不到2个月的时间，疫情便在阿联酋蔓延开，工地上的工人，因为药物和口罩短缺陷入一片显而易见的绝望之中。

尽管有当地华人社团几次给我们发放爱心包，但那些杯水车薪的援助，没能遏制住我们的恐慌，到处都是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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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拉纳给我发了个消息，问我是否有多余的爱心包，我立刻回复他，“有”，并且，赶在宵禁前将爱心包送到了他指定的地点。

他明显瘦了，眼窝深陷，皮肤也粗糙了很多，伸出的手指像干枯的树枝，指甲里满是污垢，“我会干掉他的！”这是拉纳和我说的第一句话，他似乎走了很远的路，就是为了专程来告诉我这件事。

我猜他离开工地一定会混得狼狈，所以，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些生活用品送给了他，他没说什么，只是把一双拖鞋放下，合起掌心，做了一个很中国的感谢动作，在眼泪掉下来之前转身离开，淡薄瘦弱的身影消失在一片纸醉金迷的奢华之中。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每次和家人视频，他们都催促我尽快回国，担忧从屏幕里流泻出来，扰得我心绪不宁。对我来说，这次阿联酋之行本来就是斩断了后路，前途未卜，突发事件更是让我的无力感急速攀升。

于是，我接受了家人的建议，办理了辞职手续打算尽快回国，没想到就在辞职当晚，迪拜和阿布扎比机场传来消息，所有客运航班暂停。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辞职就意味着我再也不能住进职工宿舍，而是食宿自理。

为了节省开支，我离开工地前往迪拜等飞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复航还是个未知数，我只好住进了当地最便宜的旅店，每天要花上300-400元钱的食宿费。

更糟糕的是，我的签证就要到期了，也不知道这种没有工作，入不敷出的日子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我急得在旅馆的房间里打转儿。

为了节省开支，我开始把一天三顿饭改成了两顿，甚至学着阿拉伯人一样跪地祈祷，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情况没有因为我的祈祷变好，新闻里不断出现恶性事件，不是确诊人数增加，就是火灾频发，要不就是出租车司机被人捅伤，号称犯罪率最低的迪拜，似乎也越来越不太平。

就这样在旅馆里滞留了整整2个月后，我的胃病又开始频繁造访。

5月中旬，我无意中在新闻里浏览到，一对印度夫妇惨遭灭门，凶手逍遥法外的消息，除了恶性事件让人错愕之外，这个印度人的名字让我觉得特别眼熟。

就在我苦思冥想地在记忆里寻找答案的时候，一股酸水从胃部涌上来，我冲进厕所，血混和着胃液从嘴里喷溅出来，让本来就肮脏的马桶，变得更不能直视。我的胃病又开始发作了，而我不敢告诉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

大概2天前，我就开始无法进食，全靠流质维持生命体征，但每喝进去一杯水，会吐出2/3，我就是靠着余下的1/3勉强维持生命。

我所在的房间没有窗子，靠一台老式的空调调节温度，空间密闭，空气流通极差，呕吐物的异味很快充满了整个房间。

我摇摇晃晃地起身，打算开门透气，没有走到门边，胃里又开始翻江倒海，一个没忍住直接吐在了地毯上。而这一次我吐的都是血，这让我感到极度虚弱，肩膀和脊梁根本撑不住一颗头，整个世界都在我眼中不停的旋转，平衡感全无。

我将双手撑在膝盖上，企图借力，没想到这一举动，加速了我的跌倒，整个人硬邦邦地摔在了秽物之间，我觉得皮肉正在脱离骨骼而去，动一动身体里就会有一阵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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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自己的呕吐物上，我挣扎着拨打了998叫救护车，得到的回复却是，因肺炎住院的人实在太多，床位紧张，我这种情况只要是还能动，医院就不能接收。

放下电话，接线员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嗡鸣，仅仅因为我没有被感染，他们就能对我的生死充耳不闻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下次拨打求救电话的时候，还能不能完整地报出姓名、详细描述病情。

一切都是未知数，也许我根本等不到复航。

绝望中，我想到了华人社团的爱心包上，印有联系二维码，于是我挣扎着连滚带爬地翻出爱心包，试着加了负责人的好友。我将自己平躺在宾馆的地面上，静静等待渺茫的生存希望。

大约15分钟后，我的申请通过，并被拉进了华人社群。我不敢让人听出我的懦弱，颤抖着双手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情况，很快群里的爱心人士开始为我出谋划策，群里的医生开始为我提供医疗建议和心理辅导。

一位李女士要了我的定位，冒着50度的高温从沙迦驱车赶来。

我被送进沙特德国医院时，基本已经无法说话，被直接送进了ICU，后来大夫告诉我，当时的我呼吸困难，心跳微弱。结石已经将胃划破，出现了大量的胃出血状况，如果再晚一点施救，可能他就无力回天了。

病房的小护士告诉我，由于我失血和多日没有进食，意识全无，却还在不停地呕吐，送我入院的李女士，不停地用纸巾为我清理嘴边的粘液和血液。

做胃镜的时候，由于探头刺激了喉部，我突然一抖，抬起上半身，再次呕吐，胃液从我的嘴里喷溅出来，全都喷在扶着我的李女士身上。但这些事，李女士只字未提，甚至连一万多迪拉姆的医疗费也是她垫付的。

就这样，我在异国他乡捡回了一条命。救助我的人冒着极大的风险，不仅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在疫情中驱车几十公里，冒着高温的炙烤往返奔波。所幸我不是新冠感染者，否则她还要面对更严峻的生死考验。

为此，我感到坐立不安，倒不是不能接受别人的恩惠，主要是怕无以为报。

恢复期间，我被允许在走廊中自由行走，这让我得以看到了沙特德国医院的全貌，也为550元迪拉姆（约1000元人民币）的挂号费而咂舌，在医院大厅的电视墙上，我再次看到了印度夫妇被杀的新闻，新闻对凶杀案有了进一步描述。

命案发生在疫情期间，据警方介绍，嫌疑人在受害者睡觉时闯入别墅，他偷了一个装有2千迪拉姆的钱包，然后走进卧室找贵重物品。由于盗窃时，印度夫妇醒来，他毫不犹豫地刺伤了她们，连这个家里年仅13岁的女儿也没放过。

最后，印度夫妇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他们的女儿还在抢救之中，暂未度过危险期。新闻看得我很压抑，那个穿白色长袍的身影实在是太让人眼熟了，尤其是那双塑胶拖鞋，“拉纳！”我站在医院的大厅里，突兀地叫出了声。

我仔细比对了警方的公告，发现印度商人的名字和我认识的印度工程监理并不相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站在豪华的医院大厅里，不断警告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从新闻里，我了解到这个生命垂危的孩子，就在我所在的医院抢救，当晚，我向护士打听了女孩住的病房，扶着墙挪到她的病房外，透着玻璃看到这个年仅13岁的女孩子，头上缠绕的纱布让人看不出面目，小小的身体上插满了管子。

那种情形，希望天下的父亲都别看到。

5

这时，病房里壮实黝黑的护士“哗啦”一下拉下了百叶窗，无声地请我离开，我站病房外，胃又开始抽痛。因为，病床的铭牌上写着的女孩名字，拉纳曾经不止一次向我提到过。

印度雇主，骄纵蛮横的女孩，白色别墅，酒后的只言片语，无法消解的愤怒，和那双我亲手送出去的塑胶拖鞋……

所有的事情串在一起，往往就是真相，我几乎可以笃定，拉纳就是真凶。但他是怎么回到迪拜的，又为什么要杀掉从前的雇主呢？

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挣扎，对于拉纳我是同情多过了恐惧，也许是境遇相同的缘故，我总能在他的落魄中看到自己。

那种住在黄金城里，却数着钢镚儿过的日子太难了，努力讨好雇主的结果，却是被无尽的压榨和羞辱，人心难免失衡。

对于受害女孩我又是心痛的，这个孩子睁开眼就要面临父母双亡的事实。

我到底该怎么办？举报穷困潦倒的异国兄弟，让他惹上官司，还是秘而不宣地回国，让真凶逍遥法外。更重要的是，我能对自己的直觉负责吗？

辗转反侧了一夜，我做出了一个大胆又冒失的决定，我要见一见拉纳再决定是否报警，事关一个人的清白，该认真对待。

当晚，我就开始给拉纳发信息，删了发、发了再删，斟酌着字句，仿佛发给初恋情人一样小心翼翼，生怕冒犯对方。

一条“你好吗？”的问候，我足足发了十分钟，搞得自己满头大汗。接下来，我两眼死盯着屏幕，像个深宫怨妇等临幸一样，等着拉纳的回复。

终于，拉纳回复我说：“我不在阿布扎比，在迪拜。”

“我也在迪拜等复航！” 我快速地回复他。

片刻之后，拉纳给我发来了自己的位置。于是，我偷偷溜出医院，跟他在索那普尔（Sonapur）见面了，索那普尔在印度语中意为“黄金之城 ”，但实际上它是迪拜最大的劳工营。

在所有人的印象里，迪拜是个富庶的地方，但事实上，本地居民只占迪拜人口的1/10 ，剩下的9/10都是外来人口。这些劳工一般都会居住在像索那普尔这样的贫民窟，一般6个人挤住10平米的小房子。

如果要我形容索那普尔，那应该是——憋囧。

这里的街道狭窄得近乎只能让两人并排行走，街道上的垃圾随处可见。破旧不堪的墙壁都被小商贩利用起来，挂满了来自义乌的廉价商品。拉纳住在这里，我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坐在一间可供喝茶的杂货店里，隔着肮脏的桌子对望，距离上次在阿布扎比见面不到3个月，我们都在对方眼中读出落魄和疲惫，他一边轰着叮在杯口的苍蝇，一边敷衍说自己在一家餐厅打工，我则告诉他自己生病住院捡回了一条命。

他感叹着微微晃动脑袋，单手掌张开在空气里画了个弧度，尽可能把无奈表现得风轻云淡。

于是，我开始试探地问他还有没有和前雇主联系，他没有吭声，我说自己住的医院里转来了一个被砍伤的女孩时，他惊慌地碰洒了饮料……

6

直到这时，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幼稚莽撞，我没受过专门训练，根本就不知该如何面对一个手上已沾染过两条人命的犯罪嫌疑人。

就在我低头弯腰打算拾起他掉落的杯子时，他起身离开了，我付了钱迅速出门寻找拉纳。这一次，我肯定拉纳一定和案件有关，想都没想地跟了上去。

索那普尔的街道狭窄又拥挤，无数的小店盘踞其中，店铺前面很多7-8岁的孩子正在招揽着生意，一看见陌生面孔，孩子们就会一拥而上。等我推开这些孩子，拉纳已经消失在了街道尽头。

我紧跟几步，在索那普尔的街道上徘徊，既找不到拉纳，也迷失在如老旧棚户区一般的居民区里，那是一条墙壁漆黑的街道，幽暗而寂静，挂满了无处晾晒的衣物，根本就看不清前路。

无奈我只好打开手机定位，打算回医院再报警，没想到就在我举起手机的一瞬间，后脑勺被重重一击，瞬间感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黑直接倒下了。

我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醒过来的，惨白的灯光里，几位陌生人正垂手站在床边。我的一声呻吟，引来他们一阵子雀跃。

据说，我成了让真凶伏法的英雄，或者说正是因为我被打晕了，迪拜警方才能迅速抓获别墅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

后来的事情，是一位穿拖鞋来给我做笔录的迪拜警察说给我听的。

原来，一年前，拉纳到阿布扎比打工之前，曾经在迪拜一位印度富商的别墅当维修工，这位印度富商喜欢把大量的现金放在屋内，穷困潦倒的拉纳动了贪念。

一年后，失业的拉纳重新回到迪拜，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想起了从前的雇主有将现金放在桌上的习惯，就再次摸到了别墅，犯下了一连串的命案。

作案时，拉纳有备而来，手套、口罩、长袍齐备，给破案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他没想过我会因为停航而滞留在迪拜，更没想到我会大胆试探他的虚实。由于过分慌张，他跑开了，等清醒过来，他绕回来从后面袭击打晕了我，就在他打算把我往角落里拖的时候，遇到了巡警。

到警局做了一系列比对之后，他被确认为灭门案的犯罪嫌疑人，并且很快认罪。

2020年7月，我在爱心华侨的帮助下回国和家人团聚，生活归于平静。但异国的那段经历让我终身难忘。

也许，那座传闻的黄金之城，遍地是黄金的梦想之城，真的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