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初次造访迪拜的人来说，最先感到震撼的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楼大厦，而是这里的喧嚣和人气。

即使是在清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当希斯罗机场这样的大型机场都还空无几人时，迪拜国际机场就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商人和务工者。这些背景各异的人们带着不同的诉求来到这里，敲响了这个最负盛名的、繁华的海湾国家的大门。抵达主航站楼的旅客们通常需要花上十几分钟缓慢地穿过错综复杂的甬道，才能最终来到两个办理入境手续的地方。

第一处是一个装饰优雅的大厅，厅内40条整齐有序的队列通向检查护照的柜台，柜台的工作人员都身着酋长国制服；这里是为持有海合会、美国、加拿大、欧洲和其他一些富裕国家的护照的人准备的。大厅门前不远处、坐落在电梯底端的是另一个稍显阴冷的、更为拥挤的入境处，这是为需要提前办理签证才能入境的人准备的。在此苦苦等待的，是来自南亚、非洲、非海合会阿拉伯国家、中国和前苏联国家的公民。

在这个资本、商品和人员飞速流动的全球化世界里，迪拜的日常入境检查程序具有启发意义。尽管人们大力鼓吹流动性的重要性，「国籍」所体现的一种更为古老的秩序依然存在。在常被形容为「部落林立」、「缺乏历史」的海湾国家，坐拥权力的人时常会忘记，历史总是在政治上、道德上将他们与那些没那么强大的人们捆绑在一起。这种遗忘历史的倾向——这是一种对权力、领土的掌控和无情的经济计算所留下的遗产——在今日的海湾地区仍在上演。

迪拜是其中最好不过的例子。《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写道，迪拜是「我们期许中的阿拉伯世界的样子」，是一个「尽管有它自己的瑕疵」，却用财富的增长展现全球化逻辑的地方。在这种解读中，迪拜就像一个谦逊的学徒，而西方就是它睿智的导师，剩下的阿拉伯世界则是任性而无知的问题儿童。

在左翼作家那里，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却告诉我们，迪拜根本称不上典范。甚至，它是一出恐怖秀，充分体现了超级资本主义的粗劣性。戴维斯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待全球经济，他认为在迪拜「商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被收缩到一起，以实现一种最大规模的购物、娱乐和建筑奇观的完美综合。」也就是说，迪拜最表面（或最肤浅）的方面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而它内在的政治经济则几乎无人关注。正是全球化让所有那些坚实可靠的东西——诸如国家边界及其所施加的限制——化为烟云。

解密迪拜奇观

资本流入迪拜又消失无踪——或者说，资本在迪拜如幻影般变化重生。那些资本的持有者无需担心国家的干涉。用政治科学家詹姆斯•斯考特（James Scott）的话来说，在迪拜，资本及其拥有者变得「难以辨认」了，因为「可辨识性」是实现集中管控的必要条件。

从很早以前，迪拜政府就开始培育一种商业环境良好的酋长国形象。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迪拜统治者为那些逃避卡扎尔王朝（Qajar）新引入的进口关税的伊朗商人提供了税收和地租的激励，这大概是该城市最早的资本外流案例。

从1830年代迪拜建立到1971年迪拜独立并成为阿联酋的一部分，迪拜一直是坐落在连接伊朗、伊拉克、印度以及桑给巴尔和亚丁港口的航线上一个停滞不前的地方。甚至，其人民即便是用于维持生计的基本收入也难以保证。

1930年代，经济萧条和由于日本珍珠的出现致使本土采珠经济的崩溃还引发了迪拜空前的大饥荒，几乎摧毁了所有的村庄。于是在1938年，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长远考虑，迪拜的统治者Sa‘id bin Maktoum做出了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决定——与商人阶级结盟。

进入1970年代，阿联酋开始更全面、深入的卷入世界经济之中，政治与经济风险也随之增加。1958年在阿布扎比、1969年在迪拜分别发现了石油。到1966年，总统扎耶德（Zayid bin Sultan Al Nahayan）推翻其兄沙赫布特（Shakhbout）成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国总统，并在1971年完成了阿联酋的石油工业国有化。1968至1973年间，迪拜经济扩张了七倍。

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启的石油禁运（美国对以色列的紧急补给，使以军能抵挡住埃及和叙利亚军队，愤怒的阿拉伯世界于1973年对美国、西欧和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使海湾地区经济扩张，也使伊朗和伊拉克大发横财。两年后，黎巴嫩爆发内战，这个中东曾经的金融、旅游业中心迅速陷入衰落。

伊斯兰政治开始动摇中东秩序，在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又称1979年革命，是1970年代后期在伊朗发生的历史事件，伊朗君主立宪政体在过程中被推翻，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推翻了伊朗的国王巴列维，而沙特家族也几乎遭受了同样的打击。同年，苏联在阿富汗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冲突。此后，伊朗和伊拉克于1980年也走向战争。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迪拜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1970年代以前，迪拜的贸易大部分局限于手表、家电、黄金等一些精致商品的再出口。而在石油热以及各种事件之后，迪拜变成了中东政治乱局中名副其实的「安稳乡」。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以及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使这些国家的资本开始自由流动起来，并越来越多地流向了迪拜。更多的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是来自1991年以来经历海湾战争的伊拉克。

这并不是偶然，因而，在正是1990年代早期，迪拜开始在穆罕默德•拉希德•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的领导下大刀阔斧的修整市容。巨大的、造型夸张的建筑拔地而起，成群的自由贸易区开始出现，一个真正“商业友好”的迪拜诞生了。投机倒把、洗钱以及合法的租赁加速了迪拜的发展。政府重申了1938年与商业资本达成的协议——前者不会干预后者的运作。并且，鉴于马克图姆本人成为了私营领域最大的股东，执行这一协议对迪拜而言也就容易多了。

迪拜五十年间的巨大变化

隐藏的城市另一面

如果说资本在迪拜是难以辨认的，那么迪拜的移民——即那些一手打造了迪拜光鲜外表的人们——则太过「容易辨认」，并且可以说，太过任人摆布。随着1990年代迪拜的建设狂潮而来的，是成千上万来自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务工移民。所有这些移民都曝光在政府的监管之下，他们在工作之余往往囿于这座城市不为人所见的那些偏僻角落。

绝大多数外来工都住在远离市区的Sonapoor劳工营。在这城市的边缘，一个地标性建筑是al-Mulla中心，它修建于1979年，是迪拜最古老的购物商场。Al-Mulla如今被视为一道关卡——任何体面的欧洲人或本地阿拉伯人都不会冒险越过它。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些务工者给他们的劳工营取了一个不体面的名字。「Sonapoor是一个非常坏的词，」我在迪拜的向导告诉我。

他还补充说这个词来自马拉雅拉姆语（印度喀拉拉邦的通用语言），指的是女人的性器官。实际上，这个名字出自印地语，意思是「黄金之城」。我的向导并非来自喀拉拉邦，他或许是搞错了。但他所认定的这个词的意思，以及它的实际含义，折射了这些劳工对迪拜的各种复杂感情。对于许多巴基斯坦和其他准备移民迪拜的南亚人来说，这里就是梦想中的城市，来到这里就能很快赚到一大笔钱，从而结束在家乡的贫穷生活。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实际遭遇却是痛苦、黑暗而讽刺的。

当我乘坐的汽车驶出迪拜城市的主道、驶进未经铺设的小道时，目之所及是一片低矮的建筑。路上挤着身穿不同公司制服的人们，他们或是正要赶去上工，或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巨型巴士来来往往，乘客清空又被装满，如此反复。我们经过了好几个劳工营。「那个是al‑Habtour」，我的向导说，指向一个迪拜建筑公司。「这个是al-‘Abbar。」这些都是大公司，有着不容通融的安保团队，以及对工人更为严格的管控。要混进这种公司实在太过冒险。

于是，我们拐了个弯，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这里的保安甚至不在保安亭里。我们走过公共厕所，来到一个筑有高墙的院子里。院子的每边都有六七个卧室，一个公用厨房和一个带椅子和沙发的电视区。

工人们在工厂上下班的途中

我们走进一个40平方英尺的卧室，里面有两张单人床，两张上下铺。它带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一个连接天线和音箱的电视，这在劳工营里算是相对奢侈的了。一位热情的阿拉伯工人欢迎了我们，并为我们倒了茶。“相对于其他工人的住宿条件来说，这是个相当好的房间。”我的向导说。通常，这样一个房间要容纳20个工人，但这一间只住了4个。

接待我们的Ma’moun来迪拜超过三年了，他是从家乡的一个中介那里找到这份工作的。大约花了655美元，他得到了一个签证并支付了飞机票，剩下的开销都由公司来承担。他的签证需要三年更新一次，每次花费260美元。每两年他都有两个月的带薪假期，公司还允许他在紧急情况下回国。公司收走了他的护照，但在他需要旅行时会还给他。他每月的工资是300美金，总是现金支付。不过，他有时也会一两个月拿不到工资，有时则更久。

在阿联酋，建筑公司的所有者被称为kafil（资助者）。Ma’moun的公司是一个只有25到30个工人的小型建筑公司。Ma’moun和我的向导都说，这是一个相对“好一些”的公司。但正常情况下，为这样一个小公司卖命对工人而言是相对不利的，因为不支付薪水或者住宿标准极低的情况通常更容易发生。Ma’moun希望从迪拜获得什么呢？「我没有一个很大的、确定的目标。我一步一步地努力。」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在迪拜逗留多久。他在这里的时间没有固定期限。

第二位工人Hamid来自巴基斯坦。不像Ma’moun是一个工地总监，Hamid从事的就是日常的建筑工作。来之前，他向伊斯兰堡的劳工中介支付了旅费和签证费，总共2138美元。当他抵达迪拜时，公司拿走了他的护照，并索取了272美元的保证金。

在阿拉伯语中，保证金叫作ta’min，用来确保Hamid不会“潜逃”。潜逃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在沙迦（Sharja）这样的地方，「那里的住宿条件更加恶劣，因为那里不像迪拜要接受来自国际组织的监督。」一个熟悉劳工流动情况的知情者这样告诉我。Hamid每月的工资是163美元，他每周工作48小时左右，一周还会超时工作2到3小时，这使他的工资增加到218美元。政府要求公司支付工人的住宿费和电费，而工人则要自己购买食物和支付燃气费。如此下来，Hamid每月的净收入为136美元，他将所有这些收入都寄回了家。

劳工营设有一个餐厅，「但是非常昂贵，」 Ma’moun说。它的物价比Spinney’s或家乐福——两家能在城市另一端的漂亮商场里找到的欧洲连锁超市——还贵。“如果一盒牛奶在Spinney’s卖3迪拉姆，在这里就要卖3.5迪拉姆，”我的向导说，“但工人们没有选择。这里的餐厅就是垄断。”

「还有差得多的公司，」他继续说，谈到一个沙迦附近的公司，那里全部35个工人——还都是非法工人——为了能够取暖，都睡在屋顶上。那里没有热水，没有电，没有食物，没有工作。公司的合伙人是一个阿联酋酋长和一个黎巴嫩籍的加拿大人。他们在公司破产的时候抛弃了公司，而对剩下的工人们不管不顾。公司整整两年没有归还工人们的护照，并亏欠他们68075美元。大概十名工人最后找到他们各自的使馆办理了重新安置手续，然后离开了阿联酋。

伊朗摄影师法尔哈德•博拉曼在迪拜郊区的索那普尔劳工营拍摄的照片

第三位工人Ahmad是一位年长的巴基斯坦人，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15年。他来迪拜务工的过程和前两位差不多，「巴基斯坦的工作机会太少了，而且政府不关心人民的死活。我曾经一个月只挣不到2美元。我怎么可能养活自己？又怎么能养活我的家庭？」他的工作条件和其他工人们一样，虽然那些更年轻的工人们或许会震惊于在海湾地区存下积蓄要花上比他们想象中更长的时间。

他们中间，有多少人认为来迪拜当一名外来工要比待在自己的家乡更久？「中介对我们撒了谎，」Ahmad指那些巴基斯坦的劳工招募者，「他们说，‘去迪拜吧，那里的工作很容易，生活很容易，你只会做很轻松、很少的工作。’」Ahmad说，外来工几乎不懂阿拉伯语和英语，他们签的是自己看不懂的合同。我的向导补充说，建筑公司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工人们抱怨时逃避责任。「迪拜政府比巴基斯坦政府要好得多，」Ahmad说，「他们更在乎工人们。但这些公司对我们并不好。」

浮华之下

像Ma’moun、Hamid和Ahmad这样的工人居住在迪拜城较为偏远的地方，那里的住所更为简易和破败。对于大部分阿联酋人和一些富裕的外籍人士来说，这些外来工人无论在物理意义上还是道德意义上都相当于不存在。

在阿联酋当家政工的人也主要来自南亚或东南亚，但他们却能够出入那些本地人的房子——这些地方从不对外来者开放。这是因为，只有在面对社会地位平等或更优越的人时，曝光自己的私人场所才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对于像儿童或家政工这样的社会从属地位的人无需防备，因为他们的意见在社会上无足轻重。这样的社会地位同样体现在本地人或上层外籍人士对家政工的称呼上——尽管都是成年人，他们却通常被叫作「男孩」或「女孩」。

外来建筑工人同样无人重视，他们几乎是隐形的。这种被忽视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工人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2006年的一份人权观察报告显示，阿联酋外来工的人权即使得到了承认，也通常被降到了最低。虐待工人的行为对阿联酋人来说只是「几起特例」——本地的英语报纸对于粉饰太平十分在行。

同时，诸如「人权观察」这样的组织通常被视为美国阴谋的一部分，是美国用来使阿拉伯国家丢脸和屈服的工具。一位阿联酋人这样问我：「放眼阿拉伯世界，谁是唯一进步的、现代化的？只有迪拜！那些美国人不能忍受哪怕一个阿拉伯国家获得成功。」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像Ma’moun、Hamid和Ahmad这样的工人或许又太过引人注目，因为这种曝光是现代商业国家监视和控制工人的必要条件。他们的护照在被雇佣的第一时间就被公司没收。此后，他们被安置在受到严密监视的劳工营里，按照国籍进行薪资水平的分类，每日通勤的唯一交通工具也是公司设在劳工营外的拥挤不堪的巴士。政府对他们的所有资料——他们的母国、健康状况、工作能力、流动情况——掌握得十分充分和全面，足以完成人员控制的任务。

这并不是说，迪拜或阿联酋是唯一剥削工人或利用国籍、民族甚至种族来划分和控制工人的国家。这样人为的歧视和对特定人口的严密控制在那些被认为更发达的欧洲和北美国家也同样存在，包括美国对那些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甚至，这些国家总是打着“国家主权”的名号拒绝来自国际组织的监督，有时这种情况比迪拜还要糟糕。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世界根本不是平的。无论是将迪拜视为阿拉伯世界的灯塔，还是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幻影，都忽视了国家认同与国家边界的顽固存在，它们与阶级和剥削的交叉让这个世界看上去与其说是扁平的，不如说是锯齿状的。往往被忽视的是，国籍和阶级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依然决定着个人或群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流动程度和水平。

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资本的力量都毫无阻碍的从中心投射到边缘，或是将后者拽向进步的道路上去，或是通过将中心的文明强加其上而使世界变得更加扁平化。但是，这两种叙事都未能真正看清地方与全球互动最具体和细微的方式.

对迪拜的讨论更应该穿过它浮华的表面，直击它更不为人知的、但却曝光在政府管控之下的那一面。在迪拜的例子中，无论是对劳动力的管控、对工人权利的剥削，还是港口来来往往的走私贩运，以及那些有如未来构想般令人震惊的建筑奇观及其背后不为人知的资金来源，都是迪拜政府1938年与商业阶层结盟之下的合理推论。

同样的，它们也是迪拜统治者一项具有先见之明的战略决策的结果，正是这项决策最终将迪拜塑造成了金融家、开发者和洗钱者的天堂，从而不断接收着周遭那个处于重组和崩塌中的世界的巨大财富。

对于初次造访迪拜的人来说，最先感到震撼的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楼大厦，而是这里的喧嚣和人气。

即使是在清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当希斯罗机场这样的大型机场都还空无几人时，迪拜国际机场就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商人和务工者。这些背景各异的人们带着不同的诉求来到这里，敲响了这个最负盛名的、繁华的海湾国家的大门。抵达主航站楼的旅客们通常需要花上十几分钟缓慢地穿过错综复杂的甬道，才能最终来到两个办理入境手续的地方。

第一处是一个装饰优雅的大厅，厅内40条整齐有序的队列通向检查护照的柜台，柜台的工作人员都身着酋长国制服；这里是为持有海合会、美国、加拿大、欧洲和其他一些富裕国家的护照的人准备的。大厅门前不远处、坐落在电梯底端的是另一个稍显阴冷的、更为拥挤的入境处，这是为需要提前办理签证才能入境的人准备的。在此苦苦等待的，是来自南亚、非洲、非海合会阿拉伯国家、中国和前苏联国家的公民。

在这个资本、商品和人员飞速流动的全球化世界里，迪拜的日常入境检查程序具有启发意义。尽管人们大力鼓吹流动性的重要性，「国籍」所体现的一种更为古老的秩序依然存在。在常被形容为「部落林立」、「缺乏历史」的海湾国家，坐拥权力的人时常会忘记，历史总是在政治上、道德上将他们与那些没那么强大的人们捆绑在一起。这种遗忘历史的倾向——这是一种对权力、领土的掌控和无情的经济计算所留下的遗产——在今日的海湾地区仍在上演。

迪拜是其中最好不过的例子。《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写道，迪拜是「我们期许中的阿拉伯世界的样子」，是一个「尽管有它自己的瑕疵」，却用财富的增长展现全球化逻辑的地方。在这种解读中，迪拜就像一个谦逊的学徒，而西方就是它睿智的导师，剩下的阿拉伯世界则是任性而无知的问题儿童。

在左翼作家那里，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却告诉我们，迪拜根本称不上典范。甚至，它是一出恐怖秀，充分体现了超级资本主义的粗劣性。戴维斯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待全球经济，他认为在迪拜「商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被收缩到一起，以实现一种最大规模的购物、娱乐和建筑奇观的完美综合。」也就是说，迪拜最表面（或最肤浅）的方面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而它内在的政治经济则几乎无人关注。正是全球化让所有那些坚实可靠的东西——诸如国家边界及其所施加的限制——化为烟云。

解密迪拜奇观

资本流入迪拜又消失无踪——或者说，资本在迪拜如幻影般变化重生。那些资本的持有者无需担心国家的干涉。用政治科学家詹姆斯•斯考特（James Scott）的话来说，在迪拜，资本及其拥有者变得「难以辨认」了，因为「可辨识性」是实现集中管控的必要条件。

从很早以前，迪拜政府就开始培育一种商业环境良好的酋长国形象。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迪拜统治者为那些逃避卡扎尔王朝（Qajar）新引入的进口关税的伊朗商人提供了税收和地租的激励，这大概是该城市最早的资本外流案例。

从1830年代迪拜建立到1971年迪拜独立并成为阿联酋的一部分，迪拜一直是坐落在连接伊朗、伊拉克、印度以及桑给巴尔和亚丁港口的航线上一个停滞不前的地方。甚至，其人民即便是用于维持生计的基本收入也难以保证。

1930年代，经济萧条和由于日本珍珠的出现致使本土采珠经济的崩溃还引发了迪拜空前的大饥荒，几乎摧毁了所有的村庄。于是在1938年，出于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长远考虑，迪拜的统治者Sa‘id bin Maktoum做出了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决定——与商人阶级结盟。

进入1970年代，阿联酋开始更全面、深入的卷入世界经济之中，政治与经济风险也随之增加。1958年在阿布扎比、1969年在迪拜分别发现了石油。到1966年，总统扎耶德（Zayid bin Sultan Al Nahayan）推翻其兄沙赫布特（Shakhbout）成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国总统，并在1971年完成了阿联酋的石油工业国有化。1968至1973年间，迪拜经济扩张了七倍。

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启的石油禁运（美国对以色列的紧急补给，使以军能抵挡住埃及和叙利亚军队，愤怒的阿拉伯世界于1973年对美国、西欧和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使海湾地区经济扩张，也使伊朗和伊拉克大发横财。两年后，黎巴嫩爆发内战，这个中东曾经的金融、旅游业中心迅速陷入衰落。

伊斯兰政治开始动摇中东秩序，在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又称1979年革命，是1970年代后期在伊朗发生的历史事件，伊朗君主立宪政体在过程中被推翻，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推翻了伊朗的国王巴列维，而沙特家族也几乎遭受了同样的打击。同年，苏联在阿富汗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冲突。此后，伊朗和伊拉克于1980年也走向战争。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迪拜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1970年代以前，迪拜的贸易大部分局限于手表、家电、黄金等一些精致商品的再出口。而在石油热以及各种事件之后，迪拜变成了中东政治乱局中名副其实的「安稳乡」。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以及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使这些国家的资本开始自由流动起来，并越来越多地流向了迪拜。更多的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是来自1991年以来经历海湾战争的伊拉克。

这并不是偶然，因而，在正是1990年代早期，迪拜开始在穆罕默德•拉希德•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的领导下大刀阔斧的修整市容。巨大的、造型夸张的建筑拔地而起，成群的自由贸易区开始出现，一个真正“商业友好”的迪拜诞生了。投机倒把、洗钱以及合法的租赁加速了迪拜的发展。政府重申了1938年与商业资本达成的协议——前者不会干预后者的运作。并且，鉴于马克图姆本人成为了私营领域最大的股东，执行这一协议对迪拜而言也就容易多了。

迪拜五十年间的巨大变化

隐藏的城市另一面

如果说资本在迪拜是难以辨认的，那么迪拜的移民——即那些一手打造了迪拜光鲜外表的人们——则太过「容易辨认」，并且可以说，太过任人摆布。随着1990年代迪拜的建设狂潮而来的，是成千上万来自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务工移民。所有这些移民都曝光在政府的监管之下，他们在工作之余往往囿于这座城市不为人所见的那些偏僻角落。

绝大多数外来工都住在远离市区的Sonapoor劳工营。在这城市的边缘，一个地标性建筑是al-Mulla中心，它修建于1979年，是迪拜最古老的购物商场。Al-Mulla如今被视为一道关卡——任何体面的欧洲人或本地阿拉伯人都不会冒险越过它。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些务工者给他们的劳工营取了一个不体面的名字。「Sonapoor是一个非常坏的词，」我在迪拜的向导告诉我。

他还补充说这个词来自马拉雅拉姆语（印度喀拉拉邦的通用语言），指的是女人的性器官。实际上，这个名字出自印地语，意思是「黄金之城」。我的向导并非来自喀拉拉邦，他或许是搞错了。但他所认定的这个词的意思，以及它的实际含义，折射了这些劳工对迪拜的各种复杂感情。对于许多巴基斯坦和其他准备移民迪拜的南亚人来说，这里就是梦想中的城市，来到这里就能很快赚到一大笔钱，从而结束在家乡的贫穷生活。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实际遭遇却是痛苦、黑暗而讽刺的。

当我乘坐的汽车驶出迪拜城市的主道、驶进未经铺设的小道时，目之所及是一片低矮的建筑。路上挤着身穿不同公司制服的人们，他们或是正要赶去上工，或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巨型巴士来来往往，乘客清空又被装满，如此反复。我们经过了好几个劳工营。「那个是al‑Habtour」，我的向导说，指向一个迪拜建筑公司。「这个是al-‘Abbar。」这些都是大公司，有着不容通融的安保团队，以及对工人更为严格的管控。要混进这种公司实在太过冒险。

于是，我们拐了个弯，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这里的保安甚至不在保安亭里。我们走过公共厕所，来到一个筑有高墙的院子里。院子的每边都有六七个卧室，一个公用厨房和一个带椅子和沙发的电视区。

工人们在工厂上下班的途中

我们走进一个40平方英尺的卧室，里面有两张单人床，两张上下铺。它带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一个连接天线和音箱的电视，这在劳工营里算是相对奢侈的了。一位热情的阿拉伯工人欢迎了我们，并为我们倒了茶。“相对于其他工人的住宿条件来说，这是个相当好的房间。”我的向导说。通常，这样一个房间要容纳20个工人，但这一间只住了4个。

接待我们的Ma’moun来迪拜超过三年了，他是从家乡的一个中介那里找到这份工作的。大约花了655美元，他得到了一个签证并支付了飞机票，剩下的开销都由公司来承担。他的签证需要三年更新一次，每次花费260美元。每两年他都有两个月的带薪假期，公司还允许他在紧急情况下回国。公司收走了他的护照，但在他需要旅行时会还给他。他每月的工资是300美金，总是现金支付。不过，他有时也会一两个月拿不到工资，有时则更久。

在阿联酋，建筑公司的所有者被称为kafil（资助者）。Ma’moun的公司是一个只有25到30个工人的小型建筑公司。Ma’moun和我的向导都说，这是一个相对“好一些”的公司。但正常情况下，为这样一个小公司卖命对工人而言是相对不利的，因为不支付薪水或者住宿标准极低的情况通常更容易发生。Ma’moun希望从迪拜获得什么呢？「我没有一个很大的、确定的目标。我一步一步地努力。」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在迪拜逗留多久。他在这里的时间没有固定期限。

第二位工人Hamid来自巴基斯坦。不像Ma’moun是一个工地总监，Hamid从事的就是日常的建筑工作。来之前，他向伊斯兰堡的劳工中介支付了旅费和签证费，总共2138美元。当他抵达迪拜时，公司拿走了他的护照，并索取了272美元的保证金。

在阿拉伯语中，保证金叫作ta’min，用来确保Hamid不会“潜逃”。潜逃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在沙迦（Sharja）这样的地方，「那里的住宿条件更加恶劣，因为那里不像迪拜要接受来自国际组织的监督。」一个熟悉劳工流动情况的知情者这样告诉我。Hamid每月的工资是163美元，他每周工作48小时左右，一周还会超时工作2到3小时，这使他的工资增加到218美元。政府要求公司支付工人的住宿费和电费，而工人则要自己购买食物和支付燃气费。如此下来，Hamid每月的净收入为136美元，他将所有这些收入都寄回了家。

劳工营设有一个餐厅，「但是非常昂贵，」 Ma’moun说。它的物价比Spinney’s或家乐福——两家能在城市另一端的漂亮商场里找到的欧洲连锁超市——还贵。“如果一盒牛奶在Spinney’s卖3迪拉姆，在这里就要卖3.5迪拉姆，”我的向导说，“但工人们没有选择。这里的餐厅就是垄断。”

「还有差得多的公司，」他继续说，谈到一个沙迦附近的公司，那里全部35个工人——还都是非法工人——为了能够取暖，都睡在屋顶上。那里没有热水，没有电，没有食物，没有工作。公司的合伙人是一个阿联酋酋长和一个黎巴嫩籍的加拿大人。他们在公司破产的时候抛弃了公司，而对剩下的工人们不管不顾。公司整整两年没有归还工人们的护照，并亏欠他们68075美元。大概十名工人最后找到他们各自的使馆办理了重新安置手续，然后离开了阿联酋。

伊朗摄影师法尔哈德•博拉曼在迪拜郊区的索那普尔劳工营拍摄的照片

第三位工人Ahmad是一位年长的巴基斯坦人，他已经在公司工作了15年。他来迪拜务工的过程和前两位差不多，「巴基斯坦的工作机会太少了，而且政府不关心人民的死活。我曾经一个月只挣不到2美元。我怎么可能养活自己？又怎么能养活我的家庭？」他的工作条件和其他工人们一样，虽然那些更年轻的工人们或许会震惊于在海湾地区存下积蓄要花上比他们想象中更长的时间。

他们中间，有多少人认为来迪拜当一名外来工要比待在自己的家乡更久？「中介对我们撒了谎，」Ahmad指那些巴基斯坦的劳工招募者，「他们说，‘去迪拜吧，那里的工作很容易，生活很容易，你只会做很轻松、很少的工作。’」Ahmad说，外来工几乎不懂阿拉伯语和英语，他们签的是自己看不懂的合同。我的向导补充说，建筑公司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工人们抱怨时逃避责任。「迪拜政府比巴基斯坦政府要好得多，」Ahmad说，「他们更在乎工人们。但这些公司对我们并不好。」

浮华之下

像Ma’moun、Hamid和Ahmad这样的工人居住在迪拜城较为偏远的地方，那里的住所更为简易和破败。对于大部分阿联酋人和一些富裕的外籍人士来说，这些外来工人无论在物理意义上还是道德意义上都相当于不存在。

在阿联酋当家政工的人也主要来自南亚或东南亚，但他们却能够出入那些本地人的房子——这些地方从不对外来者开放。这是因为，只有在面对社会地位平等或更优越的人时，曝光自己的私人场所才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对于像儿童或家政工这样的社会从属地位的人无需防备，因为他们的意见在社会上无足轻重。这样的社会地位同样体现在本地人或上层外籍人士对家政工的称呼上——尽管都是成年人，他们却通常被叫作「男孩」或「女孩」。

外来建筑工人同样无人重视，他们几乎是隐形的。这种被忽视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工人们的人权得不到保障。2006年的一份人权观察报告显示，阿联酋外来工的人权即使得到了承认，也通常被降到了最低。虐待工人的行为对阿联酋人来说只是「几起特例」——本地的英语报纸对于粉饰太平十分在行。

同时，诸如「人权观察」这样的组织通常被视为美国阴谋的一部分，是美国用来使阿拉伯国家丢脸和屈服的工具。一位阿联酋人这样问我：「放眼阿拉伯世界，谁是唯一进步的、现代化的？只有迪拜！那些美国人不能忍受哪怕一个阿拉伯国家获得成功。」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像Ma’moun、Hamid和Ahmad这样的工人或许又太过引人注目，因为这种曝光是现代商业国家监视和控制工人的必要条件。他们的护照在被雇佣的第一时间就被公司没收。此后，他们被安置在受到严密监视的劳工营里，按照国籍进行薪资水平的分类，每日通勤的唯一交通工具也是公司设在劳工营外的拥挤不堪的巴士。政府对他们的所有资料——他们的母国、健康状况、工作能力、流动情况——掌握得十分充分和全面，足以完成人员控制的任务。

这并不是说，迪拜或阿联酋是唯一剥削工人或利用国籍、民族甚至种族来划分和控制工人的国家。这样人为的歧视和对特定人口的严密控制在那些被认为更发达的欧洲和北美国家也同样存在，包括美国对那些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甚至，这些国家总是打着“国家主权”的名号拒绝来自国际组织的监督，有时这种情况比迪拜还要糟糕。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世界根本不是平的。无论是将迪拜视为阿拉伯世界的灯塔，还是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的幻影，都忽视了国家认同与国家边界的顽固存在，它们与阶级和剥削的交叉让这个世界看上去与其说是扁平的，不如说是锯齿状的。往往被忽视的是，国籍和阶级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依然决定着个人或群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流动程度和水平。

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资本的力量都毫无阻碍的从中心投射到边缘，或是将后者拽向进步的道路上去，或是通过将中心的文明强加其上而使世界变得更加扁平化。但是，这两种叙事都未能真正看清地方与全球互动最具体和细微的方式.

对迪拜的讨论更应该穿过它浮华的表面，直击它更不为人知的、但却曝光在政府管控之下的那一面。在迪拜的例子中，无论是对劳动力的管控、对工人权利的剥削，还是港口来来往往的走私贩运，以及那些有如未来构想般令人震惊的建筑奇观及其背后不为人知的资金来源，都是迪拜政府1938年与商业阶层结盟之下的合理推论。

同样的，它们也是迪拜统治者一项具有先见之明的战略决策的结果，正是这项决策最终将迪拜塑造成了金融家、开发者和洗钱者的天堂，从而不断接收着周遭那个处于重组和崩塌中的世界的巨大财富。